戰時專賣條例史料

民國31年12月19日立法院修正通過戰時火柴專賣暫行條例,規定專賣之火柴,非經貼由專賣憑證,不得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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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31年12月3日,國民政府財政部呈請將湖南、江西、福建、浙江、江蘇、廣西、廣東、陝西、甘肅、寧夏、青海、貴州、雲南等省及晚南於32年1月1日起實施菸類專賣,將全國菸類專賣區域,分為11個區 食糖專賣暫行條例補充條文規定相關罰則,私自販售未貼專賣標籤的包裝糖類、私自發售糖類或承銷商零售商不遵照核定公告價格而私抬售價者,都在處罰之列
民國33年7月,糖專賣改為徵收實物,糖類統稅征寔辦法規定糖類征寔率為30%,每百市斤徵收實物30市斤,並由財政部稅務署及所屬稅務機關辦理 民國35年元月,行政院函請國防最高委員會廢止菸類火柴專賣改徵統稅臨時辦法一案業奉批准備案,函請轉陳飭知

民國30年間,由於抗戰軍需孔急,國民政府進行鹽、糖、菸類與火柴的戰時專賣,以便增加收入,專賣政策一度增加政府稅收,但由於執行成本過高,對於政府收入效益逐年遞減,各項專賣先後宣布終止,實施的時間大約只有2年半到3年左右。

臺灣曾長期施行菸酒公賣制度,一般民眾對於專賣的概念耳熟能詳。臺灣的公賣制度,主要沿襲日據時代的專賣制,主要的目的,是透過專賣收入挹注財政,由政府主導專賣品的製造與產銷,與民國初年所通行的官督商銷公賣制度不同。

民國初立時,並無專賣制度,各省沿襲清制,針對菸酒課稅,互不統一,包括了出產稅、通過稅、銷場稅、熟貨捐、原料稅、入市稅、特許稅、附加捐等多種名目,課徵的標準或者按照品質,或按容器,或者以營業額課徵,各不一致,不僅對於國家財政貢獻微小,更時常成為不肖官員的營私工具。

3年時,北洋政府財政部公布「販賣菸酒特許牌照稅條例」;4年,又公布「全國菸酒公賣局暫行章程」,次年並將全國菸酒公賣總局改為全國菸酒事務署,各省設立菸酒公賣局,由商人出資經營。

這種官督商銷的概念來自清代的鹽業,也就是政府將相關權力統由專商包辦,壟斷經營,由政府徵收1/10到5/10的公賣費稅,這種制度容易流於主管官員與包商互相勾串的情況,因此菸酒公賣對於國庫挹注,仍然極為有限。

16年時,國民政府公布「菸酒公賣暫行條例」,18年時,再度修正為15條。其中第1條規定:財政部為整頓菸酒收入起見,規定公賣暫行辦法,以實行官督商銷為宗旨;第3條規定,各省設立菸酒事務局,承財政部長命令,辦理各省菸酒公賣事務,並得酌量地方產銷情形,劃定區域設立分區或稽徵所。

在菸酒公賣暫行條例的規範下,商民製銷菸酒必須申請登記,並且按月申報出產或銷售品類數量,在家釀酒不得每家每年不得超過100斤,同時必須繳納公賣費。

財政部訂銷售定價的20%為公賣費率,每年修正1次,未貼公賣印照的菸酒,一律不得販賣行銷。為了明確稽查辦法及罰則,又制定了財政部菸酒公賣稽查規則、財政部菸酒公賣罰金規則等相關法規,照貨價處以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罰金。

相關辦法經執行之後,各省作法仍不相同,財政部於22年,召集了江蘇、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江西、福建等7省的印花菸酒稅局長,這些省分位於長江中下游,是當時國民政府主要掌握的省區,會議決定將土菸葉改辦特稅,土酒改辦定額稅,也就是土菸完稅1次後,在7省特稅區域內不再重徵,另外土酒定額稅由各省局就產銷情形呈報核定,在本省內不再重徵。

相關徵課辦法訂定之後,引起了相關同業公會相當的反彈,例如安徽宿松菸葉同業公會曾經去電,「每淨重一百元,徵收國幣四元一角五分,實難遵照」;各省徵收不同標準的酒稅,「同屬燒酒,浙江每百斤徵兩元,福建則徵七元」,更讓福建閩侯酒庫業同業公會激烈抗議,「拍發電報全體歇業以殉國課,並且舉派代表來京尋求救濟。」

25年間,中央銀行副局長壽景偉前往日本考察銀行制度,並且應財政部要求,順帶考察了日本的專賣制度。次年財政部根據壽氏的報告,交由參事廳、賦稅司、鹽政司、關務署研究,認為戰時實行專賣,可以充裕財源、控制物價。

抗戰之前,政府主要收入集中於關稅、鹽稅、統稅(貨物稅)3項,抗戰爆發之後,稅源主要來源的沿海省分淪入敵手,軍費開支卻大量增加,至30年時,財政赤字已佔政府總預算的81%,在抗戰初期欠缺有力外援的情況下,只有增加發行通貨,同年的零售物價,已是戰前的15倍之多。

因政府財政困窘,政府於30年4月間,通過由財政部設立專賣事業設計委員會,調節供需平準市價,針對鹽、糖、菸、酒、茶葉、火柴等消費品種類,統籌產製、整購分銷為初步實施辦法,零售仍透過現有商店經營,最後真正實行專賣的,共有鹽、糖、菸類與火柴4項。

食糖專賣從31年2月間,先在四川與西康實施,根據「戰時食糖專賣暫行條例」,規定糖的專賣權屬於政府,非經政府許可,不得輸入,糖及加工原料未經許可不得販賣,由政府就收購價格的30%徵收專賣利益,其中15%為代徵統稅;煙類專賣採用貼用專賣憑證的方式,按收購價50%徵收專賣利益,並且辦理存貨登記;火柴專賣除貼用憑證之外,另行控制火柴原料,由政府予以分配。食鹽部分,採取民間製造、政府收購、運銷,以及專賣的制度執行。

33年7月,糖類專賣首先廢止,改徵實物;次年2月,食鹽、菸類與火柴的專賣,改為徵稅。根據統計,專賣利益的逐年收入分為13.6億元(31年)、31.6億元(32年)、35億元(33年)、22.7億元(34年),但是財政整體收入卻並未上升,主要是因為政府當時並未掌握各項專賣品的生產,無法藉由增進生產效率獲得收益,稅率的提高直接增加了民營事業的負擔,反而造成生產萎縮,經濟不振,最終導致了財政總收入的下降。

實施專賣制度後,相關成本轉嫁到一般民眾的日常消費行為上,使得民眾實質購買力也趨於弱勢,在專賣制度過程實施的過程中,更因為欠缺技術手段的支援,使得政策執行的實際人力、物力成本過高,降低對財政的貢獻程度。

國民政府開辦戰時專賣,反映出戰時財政惡化不止的趨勢,34年時,政府現金支出為收入的5.8倍,物價指數相較戰前高出2,167倍,惡性通貨膨脹幾乎已經難以挽回,對於受薪的軍公教人員而言,生活更是難以為繼。抗戰結束前後,囤積居奇與各種賺取利差的投機行為,取代了正常的經濟生產營利,更使得財政秩序趨於崩解。專賣制度雖然一時成為政府稅收的主要來源之一,但顯然無法根本扭轉當時的財政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