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30年間，由於抗戰軍需孔急，國民政府進行鹽、糖、菸類與火柴的戰時專賣，以便增加收入，專賣政策一度增加政府稅收，但由於執行成本過高，對於政府收入效益逐年遞減，各項專賣先後宣布終止，實施的時間大約只有2年半到3年左右。
臺灣曾長期施行菸酒公賣制度，一般民眾對於專賣的概念耳熟能詳。臺灣的公賣制度，主要沿襲日據時代的專賣制，主要的目的，是透過專賣收入挹注財政，由政府主導專賣品的製造與產銷，與民國初年所通行的官督商銷公賣制度不同。
民國初立時，並無專賣制度，各省沿襲清制，針對菸酒課稅，互不統一，包括了出產稅、通過稅、銷場稅、熟貨捐、原料稅、入市稅、特許稅、附加捐等多種名目，課徵的標準或者按照品質，或按容器，或者以營業額課徵，各不一致，不僅對於國家財政貢獻微小，更時常成為不肖官員的營私工具。
3年時，北洋政府財政部公布「販賣菸酒特許牌照稅條例」；4年，又公布「全國菸酒公賣局暫行章程」，次年並將全國菸酒公賣總局改為全國菸酒事務署，各省設立菸酒公賣局，由商人出資經營。
這種官督商銷的概念來自清代的鹽業，也就是政府將相關權力統由專商包辦，壟斷經營，由政府徵收1/10到5/10的公賣費稅，這種制度容易流於主管官員與包商互相勾串的情況，因此菸酒公賣對於國庫挹注，仍然極為有限。
16年時，國民政府公布「菸酒公賣暫行條例」，18年時，再度修正為15條。其中第1條規定：財政部為整頓菸酒收入起見，規定公賣暫行辦法，以實行官督商銷為宗旨；第3條規定，各省設立菸酒事務局，承財政部長命令，辦理各省菸酒公賣事務，並得酌量地方產銷情形，劃定區域設立分區或稽徵所。
在菸酒公賣暫行條例的規範下，商民製銷菸酒必須申請登記，並且按月申報出產或銷售品類數量，在家釀酒不得每家每年不得超過100斤，同時必須繳納公賣費。
財政部訂銷售定價的20％為公賣費率，每年修正1次，未貼公賣印照的菸酒，一律不得販賣行銷。為了明確稽查辦法及罰則，又制定了財政部菸酒公賣稽查規則、財政部菸酒公賣罰金規則等相關法規，照貨價處以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罰金。
相關辦法經執行之後，各省作法仍不相同，財政部於22年，召集了江蘇、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江西、福建等7省的印花菸酒稅局長，這些省分位於長江中下游，是當時國民政府主要掌握的省區，會議決定將土菸葉改辦特稅，土酒改辦定額稅，也就是土菸完稅1次後，在7省特稅區域內不再重徵，另外土酒定額稅由各省局就產銷情形呈報核定，在本省內不再重徵。
相關徵課辦法訂定之後，引起了相關同業公會相當的反彈，例如安徽宿松菸葉同業公會曾經去電，「每淨重一百元，徵收國幣四元一角五分，實難遵照」；各省徵收不同標準的酒稅，「同屬燒酒，浙江每百斤徵兩元，福建則徵七元」，更讓福建閩侯酒庫業同業公會激烈抗議，「拍發電報全體歇業以殉國課，並且舉派代表來京尋求救濟。」
25年間，中央銀行副局長壽景偉前往日本考察銀行制度，並且應財政部要求，順帶考察了日本的專賣制度。次年財政部根據壽氏的報告，交由參事廳、賦稅司、鹽政司、關務署研究，認為戰時實行專賣，可以充裕財源、控制物價。
抗戰之前，政府主要收入集中於關稅、鹽稅、統稅（貨物稅）3項，抗戰爆發之後，稅源主要來源的沿海省分淪入敵手，軍費開支卻大量增加，至30年時，財政赤字已佔政府總預算的81％，在抗戰初期欠缺有力外援的情況下，只有增加發行通貨，同年的零售物價，已是戰前的15倍之多。
因政府財政困窘，政府於30年4月間，通過由財政部設立專賣事業設計委員會，調節供需平準市價，針對鹽、糖、菸、酒、茶葉、火柴等消費品種類，統籌產製、整購分銷為初步實施辦法，零售仍透過現有商店經營，最後真正實行專賣的，共有鹽、糖、菸類與火柴4項。
食糖專賣從31年2月間，先在四川與西康實施，根據「戰時食糖專賣暫行條例」，規定糖的專賣權屬於政府，非經政府許可，不得輸入，糖及加工原料未經許可不得販賣，由政府就收購價格的30％徵收專賣利益，其中15％為代徵統稅；煙類專賣採用貼用專賣憑證的方式，按收購價50％徵收專賣利益，並且辦理存貨登記；火柴專賣除貼用憑證之外，另行控制火柴原料，由政府予以分配。食鹽部分，採取民間製造、政府收購、運銷，以及專賣的制度執行。
33年7月，糖類專賣首先廢止，改徵實物；次年2月，食鹽、菸類與火柴的專賣，改為徵稅。根據統計，專賣利益的逐年收入分為13.6億元（31年）、31.6億元（32年）、35億元（33年）、22.7億元（34年），但是財政整體收入卻並未上升，主要是因為政府當時並未掌握各項專賣品的生產，無法藉由增進生產效率獲得收益，稅率的提高直接增加了民營事業的負擔，反而造成生產萎縮，經濟不振，最終導致了財政總收入的下降。
實施專賣制度後，相關成本轉嫁到一般民眾的日常消費行為上，使得民眾實質購買力也趨於弱勢，在專賣制度過程實施的過程中，更因為欠缺技術手段的支援，使得政策執行的實際人力、物力成本過高，降低對財政的貢獻程度。
國民政府開辦戰時專賣，反映出戰時財政惡化不止的趨勢，34年時，政府現金支出為收入的5.8倍，物價指數相較戰前高出2,167倍，惡性通貨膨脹幾乎已經難以挽回，對於受薪的軍公教人員而言，生活更是難以為繼。抗戰結束前後，囤積居奇與各種賺取利差的投機行為，取代了正常的經濟生產營利，更使得財政秩序趨於崩解。專賣制度雖然一時成為政府稅收的主要來源之一，但顯然無法根本扭轉當時的財政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