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軍是革命成功的重要關鍵，但是民國成立後，各地林立的新興軍事勢力，卻成為國家財政發展的沈重負擔。從民國3年至14年，全國軍隊人數從54萬膨脹到250萬，各地內戰近200次，擁兵自重的地方人物，大肆截留中央稅款，並且濫徵地方稅，政府債務沈重不堪。

17年6月20日，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在上海召開全國經濟會議，這場會議是為了籌備全國財政會議，並策劃訓政時期財政方案，仿傚德國憲法的制度舉行，會中邀集當時財政經濟界的重要產官學界人士共商對策，其中裁軍問題，被公認為是建立統一財政的首要前提：

從前軍閥擁兵割據，一般官僚，充其走狗，搜刮民財，供彼軍費，遂致兵連禍結，十七年來民不聊生，究其根由，皆因破壞財政統一，就地籌款，各自為政。統一財政實行預算尤與裁兵關係密切，倘各省仍復截留稅收，以充軍費私自擴充兵額，是名為裁兵，等於緣木求魚，無裨事實。

根據全國經濟會議蒐集的統計資料，當時英國、法國與美國的軍事費用，占全國的總支出，大約各是15％、21％與27％。但是當時我國陸軍，共有84個軍，超過220萬人之眾，每年必須支出的軍費，竟然是賦稅收入的2倍以上，國家入不敷出。

全國經濟會議先後通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各集團軍總司令及師、團長以上重要軍事主官，希望他們支持裁減軍隊、停止招兵，統一財政。全國經濟會議建議將裁軍至50萬人的規模，軍費控制在國家歲入2 / 3以內。編餘軍隊化兵為工，由國家予以職業訓練之後，投入建設國家交通、農工的事業當中。

當時軍隊普遍招收14、5歲的青少年，作為「學兵」，全國經濟會議的與會代表更建議立刻裁撤，以免他們未受教育，又欠缺謀生技能，將造成社會長期不良的影響，為了籌措裁軍所需要的相關費用，建議中央政府在裁兵之前，先期發行公債一種，作為建設基金。

全國經濟會議的呼籲，象徵當時國內知識份子，與實業界人士，在北伐完成，全國統一之後，對於國家新局的殷殷期望。根據18年1月，國民政府公布的「國軍編遣委員會進行程序大綱」，決定縮編全國陸軍，步兵不超過65師，含其他特業兵種合計80萬人，並希望將軍事費用，控制在全國收入的40％以內。

國民政府計畫對軍官實施優退、深造或者實業講習，並且要求各軍事單位截留的國家稅收，「應即一律移繳財政部接收統一整理，再由財政部撥解編遣委員會經理部分致各該區經理分處轉發各部隊」，絕對不允許由各軍事機關自徵自用，以達成全國財政統一。

當時各地派系對於這項編遣政策，行將影響本身軍事實力深感疑慮，自18年2月起，大規模戰爭因而爆發。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先後起兵，使得編遣方案的規劃，以及全國經濟會議的呼籲頓成泡影，直到19年11月，這場投入軍隊人數超過百萬，史稱「中原大戰」的戰事才告結束才告結束，但是國軍始終無法裁減到預定之數。26年抗戰爆發之前，軍隊人數仍然超過200萬人，由於編制不一，成員各異，訓練不齊，兵多將廣並不意味著國防得到了真正的保障。

18年2月，財政部曾經發行裁兵公債，總額為5,000萬元，公債主要的用途，就是實施裁兵，以及抵補編遣過程當中不敷的預算數目，基金由關稅增加收入予以支付。裁兵公債原定利率為週息8釐，每年1月與7月，各付利息一次，自當年7月起，分10年抽籤償還。

21年時，國民政府因東北已遭日本佔領，關稅收入減少，上海戰事又起，「當此存亡危急之秋，百業停頓，稅收奇絀，默觀大勢，恐將來政府雖欲暫維債信，或為事實所不許，為今之計，惟有由持票人與政府共同協商，將各種公債庫券還本期限酌量延長，並酌減利率，俾政府財力得以稍舒。」經過與持票人代表商討後，改按週息6釐計算，並且展延本金償還期限，預定在32年1月前，償清全部本息。

18年9月，財政部另發行有期限較短的「民國十八年編遣庫券」，收入用途與裁兵公債相同，總額7,000萬元，原定利率月息7釐，分100個月償還本息，也以關稅收入抵充券金支出；21年時，改為月息5釐計算，延長至113個月全部償清。

由全國經濟會議的召開，以及會中提出的通電裁兵決議，及後續相繼發行的裁兵公債與庫券，可以看出國民政府財政部對於減少軍事支出，統一財政收入，加強民生建設的努力。

21年後，由於國家經濟發展，稅收增加，中央政府陸續多次整編全國軍隊，並購置現代化的武器，希望逐步減少軍隊數量。但抗戰開始後，因戰事需要，政府被迫大幅度擴軍，以大量人力與組織、訓練、武器均在國軍之上的日軍相抗衡，陸軍曾達到650萬人之眾，國家收入遽減，支出陡增，為財政埋下了嚴重隱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