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太谷是孔祥熙的故鄉，太谷對於今日的金融業來說，實在無足輕重，但是在清末時代，卻是中國金融業的重鎮。

由於當時全國尚未建立統一幣制，各地自行鑄造或進口銀兩，成色與重量各不相同，長途運輸時，更有被盜匪搶掠的高度風險，善於經營的山西商人，開始在全國設立票號，建立起匯兌機制，甚至連朝廷官餉，官吏私產，都透過這個龐大的民間金融體系通有運無，使得山西票號，成為清末金融業的代名詞。

太谷的大戶人家，在積財之餘，不忘把家園修繕的美輪美奐，孔祥熙回憶初到美國紐約的印象，覺得美國的建築真是不如家鄉：

我發現紐約的房屋建築，普遍的不如太谷之華麗而堅固。當我兒時，太谷一縣資產在三百萬兩以上的富戶有十三家之多，幾層樓的宅院，到處可見。

孔祥熙的家族也經營票號，並且相當成功。21歲時，從小接受西式教育的孔祥熙，前往美國歐柏林大學（Oberlin College）深造，後來又轉至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修習碩士學位。西元1905年， 孫中山先生在美國接見了正在攻讀碩士的孔祥熙，並且勉勵他持之有恆，啟迪民智。兩年之後，孔祥熙未負期待，他回到故里，創辦了教授西式教育的銘賢學校，也成為事業開端。

民國建立之後，孔祥熙曾歷任山西省內的數項職務，但由於政局動盪，使得他的政治抱負蒙上陰影。孔祥熙於是出走日本東京，繼續追隨 孫中山先生，負責中華革命黨的黨務，與經費籌措工作，並且與廣東宋氏家族的宋藹齡締結良緣，宋藹齡當時身任 孫中山先生秘書一職，婚後推薦二妹宋慶齡接替工作，宋慶齡後與 孫中山先生結為夫妻，宋氏三姊妹中的么妹宋美齡，則與之後崛起的軍事將領 蔣中正成婚，孔氏家族與宋氏家族，也因此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印記。

15年，孔祥熙繼宋子文之後，擔任廣東省財政廳廳長，宋子文之前表現傑出，成為國民政府不可或缺的財政後盾；16年後，孔祥熙先後擔任實業部長與工商部長。

20年12月，孔祥熙因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宣布下野，一同辭職。不久之後，日軍進攻上海，史稱「一二八事變」，孔祥熙奉命初出使美國與歐洲，爭取美國總統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義大利首相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以及德國總理希特勒（Adolf Hitler）支持我國國防，空軍初期的建設，便與這次孔祥熙的外交使命息息相關。

22年4月，孔祥熙受命擔任中央銀行總裁，正式進入財政核心，6個月後，財政部部長宋子文因故去職，孔祥熙就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

孔祥熙上任後4個月，行政院院會通過「減輕田賦附加廢除苛捐雜稅案」。民國成立以來，地方開徵的苛捐雜稅不勝枚舉。

以國都南京特別市為例，自元年至17年，沿襲或者新創的地方稅，包括厘捐、販賣菸酒特許牌照稅、公賣費、屠宰稅、牙稅、店鋪捐、當鋪捐、客棧捐、娼寮捐、戲館營業捐、住課捐、出產、屠宰、牲畜附加捐、印花稅、捲菸特別稅、教育商捐、筵席捐、浴室堂牌照稅、麥粉特稅、旅館營業捐等多種。根據估計，全國開徵的稅捐，共有2,600多種，不僅漫無標準，並且危害國家財政政策，孔祥熙陸續加以整理廢除，但由於國民政府統一全國未久，各地執行步調並不一致，在某些地方並未達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孔祥熙任內最外重要的財政改革，是發行法幣，以紙鈔取代「廢兩改元」之後，所使用的銀元作為貨幣。為了達成法幣政策，中央政府加強對於發行銀行的控管，以便統一金融。

24年4月，財政部針對中央、中國、交通等3家銀行，以增撥金融公債的方式，提高財政部實佔的官股份額，並且更換董事會人選，實際掌握主導權，並且以前任財政部部長宋子文，擔任中國銀行的新任董事長。

同年11月，財政部部長孔祥熙公布，「自十一月四日起，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所發行之鈔票定為法幣，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支付，概以法幣為限，不得行使現金，違者全數沒收，以防白銀之偷漏。如有故存隱匿，意圖偷漏者，應准照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處治。」這道命令，初步完成了通貨改革，使得貴金屬與通貨兩者脫鉤。

國民政府規定，原在市面上核准流通的其他行庫鈔票，逐步以法幣收回，有效提升國有行局的金融地位。5月23日，國民政府公布中央銀行法，明定中央銀行為國家銀行；6月4日，修正公布交通銀行條例，將交通銀行定位為發展全國實業銀行；修正公布中國銀行條例，中國銀行經國民政府特許，為國際匯兌銀行；制訂公布中國農民銀行條例，定位其任務為供給農民資金，復興農村經濟，促進農業生產改良進步，

此後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被習稱為「中、中、交、農」四大行庫，成為國民政府最主要的金融後盾。

法幣的信用來自於政府的準備金，以及民眾對於政府的普遍信心。許多地方大員唯恐手握的銀元遭中央收回，陸續表示反對意見，孔祥熙改變原本將銀元全數集中上海的計劃，改在天津、漢口、廣州等地設點分儲，降低反對聲浪，終於在全國完成法幣改革。

26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孔祥熙正在歐美訪問，爭取軍事及財政援助，得到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捷克等國官方與民間不同程度的支持。10月18日，孔祥熙回到已經爆發激戰兩個多月的上海，國民政府賴以支撐財源的東南半壁行將落入敵手，對於主掌財政的孔祥熙來說，更是一大挑戰。

孔祥熙決定，將中國銀行、中央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以及負責進出口業務的中央信託局、負責郵政儲金匯兌的郵政儲金匯業局，組成聯合辦事處加以管理，形成戰時金融管制中樞，並且調整財政與經濟組織，又於27年6月3日公布實施公庫法，便利統籌運用財政資源。

由於戰前的主要稅收來源—關稅、鹽稅、統稅因戰亂關係大幅縮減，孔祥熙逐步將稅源移轉到貨物稅、直接稅，以及食鹽戰時附加稅等3種稅負上，並且透過發行公債、舉借外債、推動專賣等方式增加財源。

30年時，由於糧價飛漲，孔祥熙將田賦由納鈔改為徵收實物，農民直接繳納作物，用以解決軍民糧食生計問題。由財政部推動這種回歸數百年前徵納方式的景況，可以得知戰禍造成嚴重通貨膨脹，並且破壞國內的經濟與金融正常秩序的情形。

戰爭直接導致生產低落，進口物資缺乏，商民預期物價上漲，大量囤積，形成惡性循環，對於受薪階級影響巨大，根據統計，自26年至33年，政府官員薪資的購買力下降了85％之多，營養不良在教育機構中，已經成為普遍現象，政府為求繼續抗戰，只得求助於增發通貨，財政更加惡化。

33年4月，日軍由河南長驅直下，湖南、廣西、貴州各地要點先後失陷，在軍事、外交、政治方面，國民政府都面臨了空前危機，身負金融、經濟要職的孔祥熙，因此成為眾矢之的。在委員長侍從室擔任組長的唐縱，曾在日記裡寫下這一段經過：

孔副院長鑒於社會人士之責難，向主席提出辭呈。主席囑布雷先生將原件退回並慰留。主席問布雷先生，究外間對孔之輿論如何？布云，普遍的批評，孔做生意。在北京政府時代政買辦與官僚結合，南京政府時代買辦與官僚結合，尚有平津京滬之距離；今者官僚、資本家、買辦都在重慶合而為一。

孔祥熙於33年10月間，先後請辭財政部部長、中央銀行總裁，及行政院副院長各項職務；36年之後，長居於美國；56年8月15日，孔祥熙病逝紐約。孔祥熙的相關檔案，現存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圖書館中。宋子文、孔祥熙，兩位具有姻親關係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前後任財政部部長，如今共眠於美國紐約市郊的同處墓園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