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仲容的老友羅家倫有次勸他,言詞不要鋒芒太露,尹仲容很感慨地說:
我祇是對一般工商界的人們說老實話。我若是說依違兩可的話,害得他們瞎猜,弄到蝕本以至破產,我覺得心裡過不去,而且也不應該。我說到斬釘截鐵的老實話以後,他們還不相信,那責任是他們自己的。他們活該。
民國52年1月30日,聯合報特別在尹仲容的公祭之日,用「發揮尹仲容精神」作為標題,撰寫專文紀念這位經濟發展的領港人:
尹仲容精神的根本是反鄉愿。反鄉愿是反做官主義,現在社會上往往稱「某人很會做官」,這句話的真諦是某人很圓滑唯諾,懂得揣摩逢迎,保位尊榮之道,這正是政治腐敗的病根,尹先生生前不阿時尚,不趨附俗流,尤其敢說話敢作主張,有時情願在同僚中忍受孤立而不隨便迎合媕婀,這便是反做官主義。
14年,23歲的尹仲容畢業於交通大學電機系,因為成績優異,由學校保送交通部電政司,電政司是今日交通部郵電司的前身,當時負責管理國家電政事業,包括全國電報、電話的發展與改善,監督民營電氣交通等等,都屬於業務範圍,尹仲容在部期間,曾經協助制定各項電政政策,開闢全國長途電話網,並且推動合設郵電機構等多項重要工作。
25年時,尹仲容進入中國建設銀公司任職。中國建設銀公司由前財政部長宋子文發起成立,以協助聯合政府機關、中外銀行與其他組織,扶持公司各類企業,發展農工商業為宗旨,希望成為中國首屈一指的投資公司。
當時國內的各大銀行,與國外銀行團,紛紛參與相關投資計劃,尹仲容在公司擔任協理,負責主持民營給水與電力的投資開發業務,任內創辦了陝西西安與江西南昌相關的水電事業。
28年時,尹仲容改任資源委員會國外貿易事務所紐約分所主任,負責對美銷售錫礦、鎢礦和銻礦等各種礦產,再以外匯購入國內亟需的工業器材設備。此後尹仲容在抗戰中一直負責這項重要工作,並且兼任資源委員會駐美技術團器材組主任。
31年時,資源委員會派遣優秀人員前往美國實習,尹仲容發起主持了「三一學社」,勉勵同仁把握得來不易的機會,努力學習,回國貢獻所長,努力建設,這批赴美人員被稱為「三一人員」,未來的行政院長孫運璿,也是其中一員。
34年5月,宋子文就任行政院長,尹仲容回國先後擔任行政院秘書、參事、行政院工程計劃團團長等職務,協助策劃戰後生產事業與交通事業的恢復工作。36年3月間,宋子文去職,尹仲容也回任中國建設銀公司常務董事。
38年6月間,尹仲容出任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常務委員,後來出任副主任委員。該會的主任委員由省主席陳誠兼任,尹仲容負責擬訂推動日常計劃,推動物資分配、資金調度、對外貿易、日償物資處理、技術合作等重要業務。當時正是大陸全面撤守之際,臺灣剛剛發行新臺幣,如要維持穩定的經濟與金融秩序,除了努力節流之外,更必須儘速恢復各項生產事業,才能充裕政府收入,挽救搖搖欲墜的經濟情勢。
同年8月間,美國國務院發表對華政策白皮書,負面批評我國政府,美援形同斷絕。在危急時刻,尹仲容迅速提供分配各項生產事業急需的原料、器材與資金,協助解決各項問題;在外匯非常緊缺之際,尹仲容仍然決心修復烏來水力發電廠,確保工業用電充裕無虞,並且新建發展農業所需的肥料工廠,這些當時極具勇氣的決定,為未來的經濟發展,奠下良好的基礎。
為了擴大財源,尹仲容主張恢復對日貿易,於38年10月間,成立日本貿易小組,並於次年五月間,以經濟部顧問的名義,前往日本,與盟軍總司令部(Supreme Commander of the Allied Powers)談判簽訂中日貿易協定,將臺灣的糖、米農產,以貨易貨,換取國內需要的肥料與機械,這樣的貿易關係,一直維持到50年止。
由於當時國內極端缺乏外匯資金,這種易貨貿易的形式,對於發展臺灣光復初期經濟非常重要。尹仲容將抗戰中資源委員會對美貿易的形式,成功移植於臺灣經濟之上。
39年11月,尹仲容兼任中央信託局局長。當時中央信託局負責政府對外採購,與美援物資的進口業務,尹仲容大力扶持國內民生工業發展,提出紡織業「代紡代織」的發展策略,鼓勵進口原料,生產紡織品供應國內市場,替代直接進口成品,發達國內產業,並且節省外匯,藏富於民;產量擴充之後,更能拓展外銷,賺取外匯。包括中國人造纖維公司、新竹玻璃廠等企業,都在尹仲容的協助下,得以成功發展。
42年間,尹仲容改任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工業委員會召集人,妥善運用美援資源,發展國內化工、食品、交通、電訊,以及一般工業。之後先後出任財政部長的李國鼎與費驊,此時都在工業委員會服務,經濟安定委員會擬定出第一期四年經濟建設計劃,據此向美方申請美援,並且協助國內企業申請融資貸款。
次年,當工業委員會向美方申請聚氯乙烯塑膠(Polyvinyl Chloride, PVC)計劃時,尹仲容主張交由民間企業經營,經過洽詢臺灣銀行,發現王永慶是當時的存款大戶,在毫不相識的情況下,鼓勵王永慶投資產業,之後臺灣塑膠公司正式成立,歷經數十年的發展,從全世界最小的聚氯乙烯公司,躍升為世界龍頭。美援貸款支持的企業大都相當成功,不僅奠定民間經濟的活力,更提升全民生活水準。尹仲容特別強調重視民生工業的發展:
落後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特別重視重工業的結果,往往引起經濟的不平衡與脫節,通貨膨脹,過度降低人民生活水準等紊亂現象,即令成功也是得不償失。
43年6月,尹仲容出任經濟部部長,仍然兼任中央信託局局長,與經濟安全委員會工業委員會召集人等要職,不到一年,就因遭到立法委員檢舉圖利他人,而自請辭去各項職務,次年宣判無罪。這段時間中,尹仲容閉戶讀書,研究清末改革外交家郭嵩燾生平事蹟,各種經濟理論,以及臺灣面臨的經濟問題。
46年8月,尹仲容恢復公職,先後出任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秘書長、行政院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以及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尹仲容認為,當時國內經濟環境趨於穩定,政府應該廢除複式匯率,恢復單一匯率,停止對政府機關的外匯補貼政策,以確立市場機制;並應取消進口配額制度,以利臺灣企業,在完成進口產品替代之後,積極開拓海外市場。48年時,美援運用委員會綜合美方與國內意見,提出「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針對資本市場形成、改善投資環境、改善租稅與預算制度,發展金融外匯,以及貿易發展,提各項具體的作法,相關政策成為影響今後數十年,財政與經濟改革的重要南鍼。
49年7月,尹仲容兼任臺灣銀行董事長,直至52年逝世為止。他透過臺灣銀行,協助國內企業融資,發展對外貿易。50年6月間,新臺幣首度發行壹佰元面額大鈔,當時許多人士認為,發行大面額鈔券,將會造成通貨膨脹,尹仲容反駁指出,通貨整體供應量並未增加,這種似是而非的說法純屬無稽。事實上,他為國內經濟奠定的經濟基礎,已經成為新臺幣持續保持幣值穩定的最佳準備。
回國為政府經濟籌謀劃策的旅美學人蔣碩傑,回憶41年時,第一次與尹仲容會面,「起初他好像對經濟學不很重視,所以我跟他說話,還沒有什麼東西談得攏。」蔣碩傑送給尹仲容,由美國經濟學家J. E. Meade執筆的「計畫與價格機能」專書,尹仲容不僅在兩個禮拜之內看完,還交給工業委員會同仁傳閱,尹仲容努力汲取新知,迅速調整思維,使蔣碩傑印象深刻。
從郵電、貿易到自由經濟概念的倡議人,不管在哪一個位子上,尹仲容總是全力以赴。一張工業委員會成員聚會合影的照片中,財經要員歷歷在目,他們接下了尹仲容留下的棒子,繼續向前衝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