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仲容的老友羅家倫有次勸他，言詞不要鋒芒太露，尹仲容很感慨地說：
我祇是對一般工商界的人們說老實話。我若是說依違兩可的話，害得他們瞎猜，弄到蝕本以至破產，我覺得心裡過不去，而且也不應該。我說到斬釘截鐵的老實話以後，他們還不相信，那責任是他們自己的。他們活該。
民國52年1月30日，聯合報特別在尹仲容的公祭之日，用「發揮尹仲容精神」作為標題，撰寫專文紀念這位經濟發展的領港人：
尹仲容精神的根本是反鄉愿。反鄉愿是反做官主義，現在社會上往往稱「某人很會做官」，這句話的真諦是某人很圓滑唯諾，懂得揣摩逢迎，保位尊榮之道，這正是政治腐敗的病根，尹先生生前不阿時尚，不趨附俗流，尤其敢說話敢作主張，有時情願在同僚中忍受孤立而不隨便迎合媕婀，這便是反做官主義。
14年，23歲的尹仲容畢業於交通大學電機系，因為成績優異，由學校保送交通部電政司，電政司是今日交通部郵電司的前身，當時負責管理國家電政事業，包括全國電報、電話的發展與改善，監督民營電氣交通等等，都屬於業務範圍，尹仲容在部期間，曾經協助制定各項電政政策，開闢全國長途電話網，並且推動合設郵電機構等多項重要工作。
25年時，尹仲容進入中國建設銀公司任職。中國建設銀公司由前財政部長宋子文發起成立，以協助聯合政府機關、中外銀行與其他組織，扶持公司各類企業，發展農工商業為宗旨，希望成為中國首屈一指的投資公司。
當時國內的各大銀行，與國外銀行團，紛紛參與相關投資計劃，尹仲容在公司擔任協理，負責主持民營給水與電力的投資開發業務，任內創辦了陝西西安與江西南昌相關的水電事業。
28年時，尹仲容改任資源委員會國外貿易事務所紐約分所主任，負責對美銷售錫礦、鎢礦和銻礦等各種礦產，再以外匯購入國內亟需的工業器材設備。此後尹仲容在抗戰中一直負責這項重要工作，並且兼任資源委員會駐美技術團器材組主任。
31年時，資源委員會派遣優秀人員前往美國實習，尹仲容發起主持了「三一學社」，勉勵同仁把握得來不易的機會，努力學習，回國貢獻所長，努力建設，這批赴美人員被稱為「三一人員」，未來的行政院長孫運璿，也是其中一員。
34年5月，宋子文就任行政院長，尹仲容回國先後擔任行政院秘書、參事、行政院工程計劃團團長等職務，協助策劃戰後生產事業與交通事業的恢復工作。36年3月間，宋子文去職，尹仲容也回任中國建設銀公司常務董事。
38年6月間，尹仲容出任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常務委員，後來出任副主任委員。該會的主任委員由省主席陳誠兼任，尹仲容負責擬訂推動日常計劃，推動物資分配、資金調度、對外貿易、日償物資處理、技術合作等重要業務。當時正是大陸全面撤守之際，臺灣剛剛發行新臺幣，如要維持穩定的經濟與金融秩序，除了努力節流之外，更必須儘速恢復各項生產事業，才能充裕政府收入，挽救搖搖欲墜的經濟情勢。
同年8月間，美國國務院發表對華政策白皮書，負面批評我國政府，美援形同斷絕。在危急時刻，尹仲容迅速提供分配各項生產事業急需的原料、器材與資金，協助解決各項問題；在外匯非常緊缺之際，尹仲容仍然決心修復烏來水力發電廠，確保工業用電充裕無虞，並且新建發展農業所需的肥料工廠，這些當時極具勇氣的決定，為未來的經濟發展，奠下良好的基礎。
為了擴大財源，尹仲容主張恢復對日貿易，於38年10月間，成立日本貿易小組，並於次年五月間，以經濟部顧問的名義，前往日本，與盟軍總司令部（Supreme Commander of the Allied Powers）談判簽訂中日貿易協定，將臺灣的糖、米農產，以貨易貨，換取國內需要的肥料與機械，這樣的貿易關係，一直維持到50年止。
由於當時國內極端缺乏外匯資金，這種易貨貿易的形式，對於發展臺灣光復初期經濟非常重要。尹仲容將抗戰中資源委員會對美貿易的形式，成功移植於臺灣經濟之上。
39年11月，尹仲容兼任中央信託局局長。當時中央信託局負責政府對外採購，與美援物資的進口業務，尹仲容大力扶持國內民生工業發展，提出紡織業「代紡代織」的發展策略，鼓勵進口原料，生產紡織品供應國內市場，替代直接進口成品，發達國內產業，並且節省外匯，藏富於民；產量擴充之後，更能拓展外銷，賺取外匯。包括中國人造纖維公司、新竹玻璃廠等企業，都在尹仲容的協助下，得以成功發展。
42年間，尹仲容改任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工業委員會召集人，妥善運用美援資源，發展國內化工、食品、交通、電訊，以及一般工業。之後先後出任財政部長的李國鼎與費驊，此時都在工業委員會服務，經濟安定委員會擬定出第一期四年經濟建設計劃，據此向美方申請美援，並且協助國內企業申請融資貸款。
次年，當工業委員會向美方申請聚氯乙烯塑膠（Polyvinyl Chloride, PVC）計劃時，尹仲容主張交由民間企業經營，經過洽詢臺灣銀行，發現王永慶是當時的存款大戶，在毫不相識的情況下，鼓勵王永慶投資產業，之後臺灣塑膠公司正式成立，歷經數十年的發展，從全世界最小的聚氯乙烯公司，躍升為世界龍頭。美援貸款支持的企業大都相當成功，不僅奠定民間經濟的活力，更提升全民生活水準。尹仲容特別強調重視民生工業的發展：
落後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特別重視重工業的結果，往往引起經濟的不平衡與脫節，通貨膨脹，過度降低人民生活水準等紊亂現象，即令成功也是得不償失。
43年6月，尹仲容出任經濟部部長，仍然兼任中央信託局局長，與經濟安全委員會工業委員會召集人等要職，不到一年，就因遭到立法委員檢舉圖利他人，而自請辭去各項職務，次年宣判無罪。這段時間中，尹仲容閉戶讀書，研究清末改革外交家郭嵩燾生平事蹟，各種經濟理論，以及臺灣面臨的經濟問題。
46年8月，尹仲容恢復公職，先後出任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秘書長、行政院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以及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尹仲容認為，當時國內經濟環境趨於穩定，政府應該廢除複式匯率，恢復單一匯率，停止對政府機關的外匯補貼政策，以確立市場機制；並應取消進口配額制度，以利臺灣企業，在完成進口產品替代之後，積極開拓海外市場。48年時，美援運用委員會綜合美方與國內意見，提出「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針對資本市場形成、改善投資環境、改善租稅與預算制度，發展金融外匯，以及貿易發展，提各項具體的作法，相關政策成為影響今後數十年，財政與經濟改革的重要南鍼。
49年7月，尹仲容兼任臺灣銀行董事長，直至52年逝世為止。他透過臺灣銀行，協助國內企業融資，發展對外貿易。50年6月間，新臺幣首度發行壹佰元面額大鈔，當時許多人士認為，發行大面額鈔券，將會造成通貨膨脹，尹仲容反駁指出，通貨整體供應量並未增加，這種似是而非的說法純屬無稽。事實上，他為國內經濟奠定的經濟基礎，已經成為新臺幣持續保持幣值穩定的最佳準備。
回國為政府經濟籌謀劃策的旅美學人蔣碩傑，回憶41年時，第一次與尹仲容會面，「起初他好像對經濟學不很重視，所以我跟他說話，還沒有什麼東西談得攏。」蔣碩傑送給尹仲容，由美國經濟學家J. E. Meade執筆的「計畫與價格機能」專書，尹仲容不僅在兩個禮拜之內看完，還交給工業委員會同仁傳閱，尹仲容努力汲取新知，迅速調整思維，使蔣碩傑印象深刻。
從郵電、貿易到自由經濟概念的倡議人，不管在哪一個位子上，尹仲容總是全力以赴。一張工業委員會成員聚會合影的照片中，財經要員歷歷在目，他們接下了尹仲容留下的棒子，繼續向前衝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