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學家認為，簽訂於1648年的威斯法里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結束了歐洲長期的宗教戰爭，西方逐漸形成現代化的國際體系。

       清乾隆58年（西元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使團來華，希望爭取平等貿易的機會，結果失望而返，但是隨著全球國際政治與經貿網路的逐漸發展交流，不過數十年後，歐美主權國家與資本主義形式逐漸擴散全球。

       西方國家陸續採取銀本位制（Silver Standard）、金銀複本位制（Bimetallism），以及金本位制（Gold Standard），國際金融體系逐步形成，自由競爭與市場機制，成為歐美國家重商主義的基本信念。

       另一方面，在國際政治經濟交流密切之後，各種形式的國際合作也越顯發達，國與國之間，透過簽署雙邊或多邊條約、成立國際組織、發展區域協作等多種形式，發展出多樣化的全球合作關係。

       國家間的財政國際合作，包括金融、租稅、貿易與關稅等多種層面。近代財政觀念源出於西方，19世紀中期開始，新制海關、銀行業務、稅務稽徵等觀念先後被引進中國；但因清廷對外戰事接連失利，現代化的國家體制尚未形成，各國得以不平等條約競奪經濟利益，協定關稅、最惠國待遇、治外法權、鉅額賠款等內容，使得清廷財政情況與國家統治能力愈形惡化，相關議題成為國人振興圖強時關注的焦點。

       國民政府成立之後，由於尚未完成全國政治與財政統一，國用異常困窘，舉借外債成為支撐國家財政的重要來源之一。多位北洋政府與國民政府財政首長，先後對外洽談借款，或希望導入國外資金，共同開發經濟。

       自1854年新制海關建立後，海關就為外人牢牢掌握，做為各項賠款或者借款指付的來源；民國建立後，鹽稅也有部分類似情況，國父 孫中山先生便曾指出，低關稅，高釐金，使得本土產業無法與外貨競爭，嚴重危害國民經濟，政府財政部門與民間有識之士，透過國際會議、外交管道與輿論影響，提倡關稅自主，形成民國初年一項重要的國際性財政議題。

       民國18年（西元1929年），美國股票市場首先發生恐慌性下跌，主要國家金融遭受嚴重影響。美國與加拿大，因為本國農業生產過剩，採取高進口稅率的關稅壁壘策略，波及全球經濟，並被認為是造成兩次大戰間，極權政治萌生的主要原因。

      有鑑於此，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其期間，與同盟國家共同針對戰後全球財經秩序預作綢繆，33年（1944年），倡議成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nternational Bank of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BRD）與附屬機構，以及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其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國際復興開發銀行的國際協定，因在美國布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簽訂，因此被習稱為布雷頓森林體系，前者重在穩定國際金融體系，後者以促進恢復戰後經濟發展為目標。關稅暨貿易總協定則以削減各種關稅及貿易障礙作為成立宗旨。

       中華民國於31年元旦，在美國首都華盛頓（Washington, D.C.），與其他26個參戰國家，共同簽署聯合國家宣言（Declaration by the United Nations）；32年1月，我國與美國、英國簽訂平等新約，盟國承認中國對日抗戰的貢獻，使得我國國際地位得以大幅提昇。

       32年12月間，中、美、英、蘇4國，共同發表莫斯科宣言（Moscow Declaration），倡議創設普遍性的國際組織；34年4月25日，中華民國國以召集國之一的身份，邀請各國，參加在美國舊金山（San Francisco）召開的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6月26日，中華民國代表顧維鈞，首先簽署聯合國憲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隨著我國正式加入聯合國，也先後參與聯合國架構下的全球財經性國際組織，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國際開發協會（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IDA）、國際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以及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等。

       38年12月8日，行政院院長閻錫山自四川成都飛抵臺北，宣布「政府今起遷臺辦公」。當時我國仍在聯合國當中，維持中國代表權，並且擔任安全理事會（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常任理事國，直至60年10月26日，主動宣布退出聯合國為止。

      在此期間，除39年時，我國曾宣布退出關稅暨貿易總協定以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國際復興開發銀行，都派駐有中華民國代表參與，並且由財政部部長，代表政府出席各項重要國際會議。

60年11月，我國退出聯合國前夕，中華民國失去關稅暨貿易總協定觀察員資格；69年時，我國被排除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及相關組織，嚴重影響我國財政國際合作空間，但在政府與國人共同努力下，於79年間，重新以「臺、澎、金、馬關稅領域」（The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 Penghu, Kinmen and Matsu）申請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並於91年11月，成為由關稅暨貿易總協定轉型發展而成的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第144個會員。

       55年時，我國創始發起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積極推動亞洲經濟區域合作。

       目前我國正式擁有會籍的政府間財經國際組織，除世界貿易組織與亞洲開發銀行之外，還包括了世界貿易組織法律諮詢中心（Advisory Centre on WTO Law）、世界關務組織（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WCO）下屬之「原產地規則技術委員會」（Technical committee on Rules of Origin）與「關稅估價技術委員會」（Technical Committee Customs Valuation）、亞太經濟合作（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東南亞中央銀行組織（South East Asian Central Banks, SEACEN）、中美洲銀行（Central American Bank for Economic Integration, CABEI）、亞洲稅務管理暨研究組織（Study Group on Asian Tax Administration and Research, SGATAR）、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 APG）與「艾格蒙聯盟」國際防制洗錢組織（Egmont Group of 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s）等。

       除持續參與國際組織之外，財政部積極推動各種形式的國際合作，包括參與國際性稅務組織、參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租稅協定國際研討會議、簽訂各種國際租稅協定與關務合作協定、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簽署臺美「基礎建設融資及市場建立合作架構」（Framework to Strengthen Infrastructure Finance and Market Building Cooperation），及開辦多種國際財政合作人才訓練班次等等，充分利用我國豐碩的經濟發展成就與經驗，開展全球實質經貿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