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於民國55年的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是亞洲最主要的區域性經濟發展金融機構，中華民國是亞洲開發銀行的創始會員國之一，目前仍保有正式會籍，持續參與推動各項國際合作。

       33年間，美國與同盟國家，共同倡議成立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nternational Bank of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BRD）。為了促進各個區域內的投資，協助國際經濟發展，美洲開發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DB）與非洲開發銀行（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ADB）相繼於48年（西元1959年），及53年（1964年）間成立。

        52年12月，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亞太及遠東經濟委員會，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第一屆經濟合作部長級會議，建議籌設亞洲開發銀行；54年，由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亞太及遠東經濟委員會當中的9個亞洲國家代表，組成協商委員會負責策劃，同年年底，通過亞洲開發銀行行章草案。

       亞洲開發銀行的資本額，最初定為10億美元，其中亞洲區域內國家，與區域外國家，各占認股股權的60％與40％。區域內國家按照國民所得分攤認股，其中以日本的2億美元為最多，中華民國認股1,600萬美元，在所有國家當中居第11位；區域外國家以美國認股2億美元最多，歐洲國家則反應相對冷淡。

       亞洲開發銀行的會址所在地，經各國表決，最後選定設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Manila）。55年11月24日，亞洲開發銀行成立理事會在日本東京召開，我國代表團由前中央銀行徐總裁柏園率領出席，徐總裁在亞洲開發銀行成立大會中建議，亞銀的初期貸款業務，應該以發展區域農業做為優先考量的項目。

       亞洲開發銀行成立時，共有31個會員國，包括19個亞洲國家，以及12個區域外國家。

       亞洲開發銀行透過優惠貸款與技術援助的方式，協助亞洲地區國家經濟發展。申請國家必須提出具體計畫，陳述技術與財務方面的可行性，並且評估本身償債能力，向亞洲開發銀行提出申請。57年至60年間，我國向亞洲開發銀行先後取得12筆貸款，總額為1億39萬美元，相關經費分別用於修建南北高速公路、建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電力資源等用途。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迅速，61年起，我國停止向亞洲開發銀行貸款，之後並主動提供援助，成為亞銀的捐款國家之一。截至110年底為止，我國持有亞洲開發銀行股份115,620股，占亞洲開發銀行的總發行股數1.087％。

       近年來亞洲開發銀行的規模持續擴大，目前已有68個會員加入，亞洲開發銀行對各個發展中國家提供各項援助，包括政策對話、貸款、股權投資、擔保、贈款以及技術援助等方式。近年來向亞銀貸款最多的會員是中國大陸、印度與巴基斯坦，相關貸款多用於交通及能源建設。

       亞洲開發銀行成立時，中華民國是聯合國的會員國；亞銀成立之初，也沒有任何共產國家加入，但隨著亞銀規模擴大，以及我國於60年間退出聯合國，也使得兩岸在亞銀的席次爭奪浮上檯面。

       72年時，中共正式透過外交途徑，致電亞洲開發銀行，申請加入成為會員，並要求排除中華民國的會籍，之後中共表示，我方可以使用“Taiwan, China”「中國臺灣」的名義留在亞銀當中，美國則建議改用“Taipei, China”「中國臺北」，對此提議，我國均表示不能接受。

        72至73年間，中央銀行總裁俞國華，利用亞洲開發銀行總裁藤岡真佐夫過境臺北期間，先後磋商我國會籍權益問題，共達十餘次之多，我國並且透過各種外交管道，協請美國、日本等亞銀主要出資國家，繼續支持我方立場。

        75年2月20日，亞洲開發銀行執行理事會，通過中共入會，成為亞銀第47個會員國，我國名稱則被改為“Taipei, China”「中國臺北」，在中共與亞銀簽署的備忘錄中，亞銀同意這項決定，並不影響我方的會員地位，但是所有文件中的中華民國名稱，都將按照決議而更改。

       為了表達抗議，我國決定不派員出席當年的亞銀理事會年會，財政部部長錢純則於當年4月表示，中華民國年度編列50萬美元的預算，捐助亞洲開發銀行，仍會踐守承諾；76年4月，外交部正式聲明，為了維護中華民國在國際間作為主權獨立國家的尊嚴與權益，我國決定不參加當年第20屆的亞銀理事會年會，當年年會邀請國內中國信託公司董事長辜濂松，以及副總經理嚴慶潤，以貴賓身份與會，該屆年會當中，中共認股14億美元，成為亞銀的第3大認股國，並當選為董事國。

       77年1月，蔣經國總統病逝，由副總統李登輝繼位，李氏提出務實外交的看法，同年4月，我國由中央銀行總裁張繼正，率團出席亞銀理事會年會，代表團成員在西裝上配戴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徽章，並且利用年會，提出正式抗議，張繼正在桌牌放置「抗議中」（Under Protest）的立牌，表達對於亞銀當局，擅自更改我國國名的強烈不滿。

       亞洲開發銀行官方，對於我國的抗議，盡量低調迴避的態度，此後的亞銀年會資料中，一律刪除代表頭銜，以免我方代表團團長的中央銀行總裁身份，引起爭議。

       78年5月，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年會在北京召開，我方決定由財政部部長郭婉容率團與會，為避免爭議，郭婉容持亞銀代表團證明書入境，上面並未標示任何國籍名稱；開幕式當天，會場僅懸掛亞銀旗幟、會徽與主辦方國旗，當演奏主辦方國歌時，郭婉容以起立抱胸，並與團員交談的方式，表達不承認與抗議的立場。

       次年我國仍由財政部部長郭婉容，代表出席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年會，郭婉容在會中，除了再度重申中華民國作為亞銀創始會員國，會籍名稱不應被擅自更改的立場之外，更聲明我方正著手，提出更為積極的對外經濟援助計劃，並且考慮投資亞銀主辦的亞洲金融公司（Asian Finance & Investment Corp., AFIC），希望透過增加對亞銀的投資，爭取更有利的談判地位。

      80年起，我方繼續針對“Taipei, China”「中國臺北」的名稱提出抗議，並希望至少改為“Taipei China”，但在國際政治的現實環境下，始終未能如願。但我國仍然繼續加強參與亞洲開發銀行活動，81年10月19日，我國承諾捐助亞洲開發基金（Asian Development Fund, ADF）1,500萬美元，分為4年4期繳納。

        87年間，因香港於前一年回歸大陸，改用“Hong Kong, China”「中國香港」的名義出席亞銀理事會年會，如果我方名稱形式依舊，無疑意味著與香港同屬於中國大陸的個別地方政府，亞銀官方在調整空間有限的情形下，創造出「逗點後不空一格」的表意方式，將我國會籍名稱改為“Taipei,China”，亞銀用這種英文中並不正式存在的語法，表達我國會籍與與香港有所不同的微妙之處，在亞銀的正式文件中沿用迄今。

       96年5月，亞洲開發銀行舉辦第40屆理事會年會，中華民國由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率團代表出席，彭淮南致詞時指出，亞洲國家應該迅速建立起正式的區域匯率協調機制，共同穩定亞洲通貨的價位，並且擴大多邊換匯，以避免再度發生亞洲金融危機，在演說最後，彭淮南仍對於亞銀更改我國會員名稱，正式提出抗議。

       財政部張部長盛和率團與會亞洲開發銀行第48屆理事會年會，並於該屆年會期間榮膺國際知名財經雜誌銀行家雜誌（The Banker）2015年全球與亞太地區最佳財政部長，肯定張部長對健全我國財政之貢獻。

       108年5月，財政部部長蘇建榮率團與會亞洲開發銀行第52屆理事會年會，並於年會期間接受國際知名財經雜誌銀行家雜誌（The Banker）及彭博電視臺（Bloomberg Television）採訪，宣揚我國重大財政改革，積極與會員國代表及國際媒體互動，掌握與會各種場合，充分闡述我國財政及其他領域之成果與努力，提高臺灣在國際能見度。

       111年5月我國首次完成捐助亞洲開發銀行信託基金，以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英文全名名義捐助100萬美元參加亞洲開發銀行「國內資源調配信託基金」，為我國與亞洲開發銀行合作重要突破及合作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