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15年7月9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蔣中正於廣州東校場誓師北伐，並於誓師大會發表宣言，其中特別認為，關稅不能自主，對於國家危害劇烈，更是國民革命軍必須興軍北伐的一大原因：

慨自辛亥革命，迄今十有五年，禍敵相仍，擾攘不止，人民陷溺於水火之中，日益深烈，追求致亂之源，悉由國際帝國主義者為之厲階。彼既挾炮艦政策，以保持其脅迫而取得之不平等條約，攘奪我關稅自主，妨害我司法獨立，壟斷我全國金融與交通，使我新興工業受其扼制，所有農產被其把持，因而商業蕭條，民生凋蔽，以致遍地皆匪，百廢莫舉。

17年6月，國民革命軍克復北京，將政治區劃中的京兆地方改為北平特別市，次月， 蔣中正抵達北平，除到香山碧雲寺恭謁 孫中山先生遺靈外，也順道拜訪從小在寧波共同求學的幼年好友，閒話家常，當時好友的公子陳善頤，正在北平就讀稅務專門學校，趨前請索墨寶， 蔣中正特別題墨「關稅自主」四字，贈給陳善頤，也勉勵他將來在海關服務，能夠秉持初衷，為國效命。

38年時，陳善頤正在海關重慶關服務，因為不及撤出，又不忍手中這幅墨寶燬失，特別請託熟人，攜出轉交給人在臺北關服務的胞弟陳善益珍藏；53年間，陳氏將墨寶呈交海關總稅務司署，如今則典藏於海關博物館當中，成為重要的史蹟。

在 蔣中正提筆寫下關稅自主之前，我國關稅操於外人之手，已逾80年之久，對於國家經濟危害極大。清道光22年（西元1842年），中方因鴉片戰爭失利，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英國除要求開廣州、廈門、福州、寧波與上海等口岸通商以外，並且特別提出英國商民的進出口貨稅與餉費，「均宜秉公議定則例，由部頒發曉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納」，「英國貨物自在某港按例納稅後，即准由英國商人遍運天下」，英國商人既可享有低關稅，貨物又在內地通行無阻，無需繳納其他種類的通過稅，自然具有高度競爭力，危害我國民族工業的發展。

道光23年（1843年），中英訂定五關出進口應完稅則，計有出口貨物12類，68稅目；進口貨物14類，155稅目，多數進口貨物的關稅，都是按照貨物價格的5％抽取關稅，是我國協定關稅的開始。

在英國之後，各國紛紛運用軍事或外交手段，要求比照英國成例，得以議定稅則。例如道光24年訂定的中美望廈條約中，便規定「合眾國來中國貿易之民人所納出口、入口貨物之稅餉，俱照現定例冊，不得多於各國。一切規費全行革除，如有海關胥役需索，中國照例治罪，倘中國日後欲將稅例更變，須與合眾國領事等官議允。如另有利益及於各國。合眾國民人應一體均沾，用昭平允。」

咸豐8年（1858年），首次修正稅則，進口增加為177稅目，出口增加為174稅目。光緒28年（1902年），再次修正進口稅則，改為17類，640稅目，並因我國必須籌措辛丑和約中的鉅額賠款，提高進口稅率，使稅率真正達到5％。

除了無法自訂稅則之外，自咸豐8年（1858年），中英通商章程規定海關聘用英人幫辦稅務，使得海關大權旁落，成為關稅無法自主的一明證。首任海關總稅務司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即因企圖控制新建的清廷海軍艦隊而終於去職；此後繼任的赫德（Robert Hart）雖被清廷視為重要的外籍顧問，但他也同時被視作英國在華權益的忠實維護者。

隨著清季民族意識的高張，關稅議題成為清廷統治無能的象徵，以身殉國，投海自盡的留日學生陳天華，在「警世鐘」一書當中，指出協定關稅的危害，「各國于外國進口的貨物，抽稅極重，極少值百抽二十，極多值百抽二百，抽多抽少，只由本國作主，外國不能阻他。獨有英國在中國，值百抽五，訂明在條約上面，如要加改，不由英國允許了不可。並且條約中還有『利益各國均霑』的話，所以源源而來的，共有十六國，都照英國的辦法。」

辛亥武昌起義之後，由於政治局勢動盪，外國使團擔心以關稅作為擔保的各項債款與賠款，要求中國政府准許總稅務司經繳並保管稅款，民國元年1月30日，由清廷外務部與使團磋商之後，訂定管理收稅辦法；民國初年，海關總稅務司更將關稅稅款，改存於匯豐、德華與道勝3家外國銀行，完全掌握我國關稅權力，由於北洋政府對外借債，多用關稅餘款作為擔保，海關總稅務司主宰財源，因此而有太上財政總長的稱號。

6年時，北洋政府曾頒行國定關稅條例，準備適用於與我國沒有條約關係國家的進口貨物，但因記帳困難而作罷；同年，北洋政府決定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陣營，歐戰結束，我國成為戰勝國之一，於8年參與巴黎和會時，中華民國首度正式提出關稅自主的要求，希望於兩年之後，廢止協定稅則，結果卻遭到列強以相關要求，不屬於和會範圍而擱置。由於我國外交在巴黎和會嚴重受挫，各界民眾走上街頭，形成了著名的「五四運動」。

我國代表於10年參與於華盛頓召開的九國會議時，再度提出關稅問題，希望將稅率提高至12.5％，籲請各國同意我國於13年元月裁撤釐金時，一併開徵進口附加稅，並且逐步提升我國稅率至25％，並在此範圍內實行關稅自主。儘管代表參與本次國際會議的主要外交代表，如施肇基、顧維鈞、王寵惠等人均為國際法的傑出人才，但列強僅同意我國稅率切實達到5％，奢侈品最多可加徵附加稅至10％的稅率，國人對於這樣的結果，普遍感到失望。

14年10月，關稅特別會議在北京召開，討論裁撤釐金與修改稅則事宜，北洋政府希望列強尊重中國關稅自主，中國最遲於18年元旦前，裁廢釐金並實施關稅自主，在關稅特別會議的舉行期間，北京團體發動關稅自主示威大會，要求政府無條件實施關稅自主。

前此於6年， 孫中山先生於廣州組織軍政府時，開始向海關總稅務司爭取關餘使用權，並陸續提出關稅自主主張；13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廣東軍政府截留粵海關關餘，供作建設使用，並更進一步收回海關的決議；至次年國民政府正式成立之後，關稅自主成為重要的政治主張。

16年4月，國民政府因北伐軍事進展，定都南京，曾經宣布將於同年9月1日裁撤釐金，關稅自主，但由於政治未靖，未能如期實施。17年初，宋子文重任財政部部長，首先撤換違抗命令的蕪湖關英籍稅務司，並任命梅樂和（Frederick W. Maze）擔任海關總稅務司，海關總稅務司署遷至國都南京。

宋子文通令各關，各關支出項目必須呈報財政部，並嚴格稽核各關徵稅狀況，作為考成標準，各種文書並且應以中文為主；擔任總稅務司的梅樂和，也能瞭解我國亟欲自主海關的決心，於18年開始停止招用外籍關員，並且逐步拔擢華員，提升待遇。

17年7月，宋子文與美國駐華公使馬克瑞（John Van Antwerp MacMurray），在北平簽訂「整理中美兩國關稅關係之條約」，同意中華民國關稅自主，是我國首先議定的關稅新約，繼美國之後，我國分別與德國、挪威、荷蘭、英國、瑞典、法國簽訂關稅條約，僅有日本藉口反對，如此一來，各國便可援引最惠國待遇，使我國無法依照原定計劃，於18年2月1日，實行關稅自主。

在這樣的情形下，宋子文仍然堅決主張，我國應該如期頒布新的海關進口稅則，不僅可以對外顯示決心，也可使外界得悉我國未來的政策取向，17年12月7日，我國公布海關進口稅稅則，進口貨物稅率，由7.5％至27.5％不等。該稅則延續關稅特別會議而來，被視為走向完全關稅自主前的過渡條款，但是與過往實質徵收不足5％的稅率相比，已有顯著的提升。

19年5月，我國與日本簽訂關稅新約，宋子文開始修訂海關進口稅則，次年元旦，我國同步廢除釐金，並且實施新稅則，完成關稅自主的目的，新稅則分為12級，按照物品性質，課徵以5％至50％不等的進口稅，針對各項輕工業民生用品，例如火柴、瓷器、玻璃、肥皂等，課徵較重的稅率，以保護國內產業的發展。22年時，更曾將最高的進口關稅稅率，提升至80％，對於日本貨物，稅率增多減少，對於英、美貨物，稅率則增少減多，特別具有針對性質。

根據統計，16年時，我國關稅收入，包含船鈔與附加稅在內，合計為1億1千萬餘元；經國民政府推動關稅自主，25年間，已達3億2千萬餘元，成長2.87倍之多，歷經多年推動的關稅自主運動終告成功，不僅迅速提升政府歲收，更對恢復我國國際地位，與長年衰弱的國民自信心，堪稱意義深遠。